来自 趣事 2021-08-30 16:20 的文章

深刻理解和把握现代财税制度的理论渊源(人民要

亚星在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不仅是重要的现实要求,而且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深刻把握其理论渊源,有利于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目标的顺利实现。
 
现代财税制度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明确解释
 
现代财税制度需要我们深入系统地研究,弄清隐藏在其中的理论逻辑和内在规律。
 
究其原因,首先是《规划纲要》对新发展阶段财税体制的部署,是围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展开的。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贯穿未来5年、15年乃至更长时期财税体制建设和财税管理的一条主线。
 
其次,作为标志着新发展阶段财税制度建设目标的概念,现代财税制度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以往财税制度的基本特征,其基础是财政的新定位和财税制度性质的根本变化。要落实新发展阶段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部署要求,必须探索其背后的新含义,梳理其背后的新逻辑,总结其背后的新理论。
 
第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金融被置于国家治理层面,与国家治理的其他问题一起规划和部署。相应地,财税体制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并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方面共同布局和推进。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破解金融领域难题,推进财税体制建设,既要通过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战略手段的转变凝聚共识,又要通过深化理论层面推进实践层面的改革,从而推动有益实践的常态化和有益实践经验的制度化。
 
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规划纲要》指出:“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提升金融服务主体经济能力,健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金融体系。”可见,立足新发展阶段,《规划纲要》围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总体部署,是建立在充分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基础性、重要支柱作用,健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体制基础上的。所涉及的三种提法的演变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充分发挥金融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这一提法源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伟大论断。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说明了财政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此,充分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发展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二是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金融体系。这一提法源于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伟大判断。随着实践的推进和认识的深化,这一论断已从关注经济领域、关注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进而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体从“中国经济”转变为“中国”,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总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选择,也是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对此,也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健全财税体制。
 
第三,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可以追溯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现代财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都是建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规划纲要》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此,我们财税体制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从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发展出发,与现代国家治理相匹配的现代财税体制。
 
以上三点都是从全局的角度而不是局部的角度提出来的,构成了一条一脉相承、逻辑一致的关系链。来源是“金融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正是基于这一重要判断,我们把金融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赋予金融全新的定位。正是因为财政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发展中的全新定位,财税体制建设才能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相衔接,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充分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体制,使之能够相继成为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行动部署中。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实质是金融定位的提升和拓展
 
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到“充分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再到“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金融体系”,这条围绕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逻辑链条,清晰地反映了财政思想和理论的演进和创新过程。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财政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区位是非常重要的,它一直关系到理论体系的基础。金融定位的根本转变自然影响到整个金融基础理论体系建设,意义重大,影响非常深远。
 
事实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进行的理论阐释、理论探索、理论发现和理论创造,不仅是从整体高度进行的,而且构成了我国财政基础理论建设的一条主线。正是在这一伟大论断的牵引下,不仅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金融基础理论建设的非常重要的命题,而且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在我国财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支撑和推动。换句话说,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关系到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事业的全面发展,无疑是基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重大论断。
 
也就是说,“金融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核心在于金融定位的提升和拓展。以这一伟大论断为标志,我国开启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金融基础理论建设新阶段。“金融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重大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金融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深刻分析国内外金融发展总趋势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金融改革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提出的。标志着我们党对金融运行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把握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明确了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路径选择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深刻把握其理论渊源。只有在完整、准确理解其背后的金融思想和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落实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行动,确保抓重点、踩重点、不误入歧途。这对推进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实践非常重要。
 
这意味着新发展阶段的现代财税制度建设必须突破以财论财或以经论财的传统思维局限,将财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停止谈论金融和财政制度,也不能满足于谈论金融和经济制度。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贯穿于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全过程、各方面,是启动和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联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必由之路。
 
这也意味着,新发展阶段的现代财税体制建设必须肩负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在更高起点、更高水平、更高目标上重塑财税体制。既要履行以经济范畴为主、支持政府经济活动的传统金融职能,又要充分发挥以国家治理范畴为主、支持国家治理活动的现代金融职能。立足高起点、着眼大局,聚焦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发展的重大事件和大势,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把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健全财税体制贯穿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全过程、全方面。从金融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密切联系和互动中定位金融的功能和作用,是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路径选择。
 
总之,新发展阶段的环境、条件、任务和要求发生了变化,财税体制建设的思路、思路和策略也发生了变化。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使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思路、思路和策略充分、彻底地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